员工管理

对于菲律宾员工来说，往往无法像对待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的瑞士员工那样假设他们能独立思考——我们不确切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对权威的尊重和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听从他们的指示，肯定与之有关，还有他们的教育体系更偏向死记硬背，而非逻辑思维。我们实际上始终在进行一种平衡，既希望让员工自主决定任务，也希望告诉他们该做什么。Keno在财务责任上仍然有点困难，因为他现在负责会计工作：曾有一个时刻，他宁愿回到社会工作者的岗位上，但这并不可能，因为社会工作者不可能接替Keno的工作。在我们看来，Keno的工作非常出色，但他对自己期望过高——他作为上司的角色成熟还需要时间。我们还不太确定对新社会工作者的期待。尽管她有中学英语教师的教育背景，但她的语言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她不仅应该能写出连贯句子的记录，还应该在我们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能书面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另一项任务是陪同医疗案例（巴图龙儿童的孩子或父母）去医院或看医生。在那里，她应该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理解诊断和治疗，以便将信息传达给我们，必要时还要再次向患者解释。不幸的是，一些医生的说法相当奇怪（比如当诊断为肋软骨炎时，Keno被告知一个月不能吃肉，或者关于仿制药的问题，医生会说这些效果不如品牌药物）。而且，关于Diana的糖尿病，我们听到医生的建议时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我们的员工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经过一些谷歌搜索就与医生的说法相悖——“白衣天使”的说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几乎有点忘记了引入新员工是多么具有挑战性。一个目标是几乎所有Batulong信息都能够在线访问，也就是说，要逐步放弃员工们记录信息的“书籍”，转向Dropbox上的列表。这其中也是为了在任何员工生病时，所有重要的信息仍然可见。但当然，还有为了当Mäge和我不在现场时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与精神分裂症患者Marivic的项目在初期的不确定性之后进展相当顺利：她每周来我们这里吃两次饭，并且在不偷东西或打扰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这里自由活动。她现在每两周注射一次，目的是减少她的攻击性。也许这样她在家也会有更多的活动空间。我们在等待为她在由修女管理的收容所中安排一个位置，但不幸的是，该机构已经超出其容量，且没有等待名单。

在一周结束时，举行了理事会会议。前一天，志愿者Jelyn和Thata的侄子Tonton通过文本消息告诉Keno和Thata他们不能参加。我们要求Tonton发送一封正式的电子邮件取消他的出席，但最后他还是抽出时间来参加。尽管如此，很不情愿地，有时还是必须施加一些“反压力”，然后包办事情就能突然顺利进行。我们很重视Tonton的参与，而且他非常友善，所以我们对他的出席感到高兴。会议在我们酒店街道的一家小意大利餐厅的二楼举行。会议后的晚餐很好，大家都很开心。

在过去几周，我们迎来了一些新的Batulong儿童：老师们会写下孩子们需要的一些东西，其中一些甚至是像香皂或牙刷这样的不寻常物品。我们询问后得知那个女孩确实没有自己的牙刷。我们会再发起一次牙刷分发活动……

虽然新来的孩子们都还有些不成熟，但他们非常高兴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学习材料，并能在我们的中心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