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必须写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此外，这也帮助我在这里安顿下来，更好地过滤和整理众多的印象。

我在9月9日从法兰克福出发。在那之前的几天里，我经历了一场感觉像是致命的流感。因此，收拾行李被推到了出发的最后一天和早晨。或者我实际上可以以夏季流感作为借口，不提前收拾行李。这可以讨论一下。

告别相对简单。为了在德国的最后一周，我向所有重要的人逐一告别。在这里，我也要再次感谢所有在出发前后与我联系的人。那真的很美好，我很高兴！

在Ehl先生，Michael Müller送我到机场后，我从法兰克福飞往北京。搭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A380的二楼航班真的很舒适，特别是二楼非常推荐。由于北京是全球第二大机场，并且存在组织上的问题，所有行李，包括转机时，都需要重新托运。这意味着我在那里的时间主要是在等待。首先是在入境处，然后是带我去行李提取的火车站，接着在行李提取处，之后在行李安检那里，接下来的行李交接，进行了安全检查，最后是在登机口。唉，这还没完。在飞机上，我们还在跑道上等待，因为国际航班几乎总是有优先权。因此，国内航班往往都延误，我的航班也不例外。它在杭州降落时晚了将近45分钟。在那里，我的助理，吴晓媛女士来接我。她的名字意为“满月”。作为一位优雅的中国小市民，她当然还给自己起了个欧洲名字，就是“索菲”。据我了解，在这里的中国小市民是很酷的。他们喝矿泉水而不是可乐，偏爱牛肉，寻求在外貌上的个性。然而，个性化通常止步于此，至少在索菲身上。独立的、综合性思维并不是她的强项。第二天，我在从一个银行分行回大学的路上，选择了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而不是继续沿同一方向行驶，因此受到了赞赏。表达个人意见同样很难。在从机场到大学的路上，我注意到几乎都是男性开车。当我询问原因时，答案花了相对较长的时间才出来。最后得出结论：“男性通常能做得更好。”啊，真清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来自一位21岁大学生的行为，她已经离家一年了。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中国人。仅在前三天，我也遇到了一些中国人，他们大胆地谈论互联网审查和规避方法。不过，他们都相对年长，有海外经验。因此，索菲的行为确实反映了一些关于这里教育系统及其目标的信息，但仅仅是一小部分关于整个社会。

当我们到达大学时，我必须先到物业办公室报到，以领取房间钥匙。然而，这个过程感觉就像是一场无止境的斗争。一边是小索菲在翻译，另一边是物业管理员，看上去可能与魔鬼有亲戚关系。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关于物业管理员的看法，我现在可能需要稍作调整。但我还是想等我能说一点中文后再说。毕竟，打开这样的一个抽屉可不是我乐意的事。:D

这一切的纠缠是因为2000元人民币（约250欧元）。这是我需要为重新装修的公寓支付的押金。截止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当然没有这么多现金在身边，也没法立即从信用卡上取出。物业管理员因此不想让我入住，但我却想入驻。此外，她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我有钱却不能立刻给她。——她似乎对信用卡的世界仍然没有多少了解。经过一份详细的书面解释，说明我会在周一把钱带来，我才得以进入我的两居室公寓。对于中国的标准来说，这套公寓非常漂亮，但同样也很脏。污垢甚至超过了我可以容忍的极限，而我的底线其实是相当高的。

当公寓的事情解决后，我让索菲回家。对她来说，这一天很辛苦，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此，我带着两个行李箱，疲惫不堪，精神崩溃，进入了这间重新装修但肮脏的公寓，没有网络。在对公寓进行第二次巡视后，我的情绪没有好转。筋疲力尽地坐在床上时，我觉得我的脊柱好像缩短了三厘米。这样的硬度在德国的商店里可能只有极度肥胖者能找到。就这样，躺在没有床单的床上——我本该买床单，但我没有现金——让我彻底崩溃。在整个吉尔吉斯斯坦的时间里，我从未感到如此痛苦、孤单和格格不入，就像这一刻一样。如果我被提供一张回程票，我心中会激烈斗争。我不知道是离去还是留下会获胜，尽管我在19小时前满怀期待地离开了德国。在第一次哭泣后，我擦干了泪水。在校园内，总得有处能连接的WLAN，好让我能给美国的Sebastian和Sulzthal发送个消息。在经过许多询问和三次与眼泪的战争后，我找到了一处。当我将重要的信息传达了之后，我又回到了公寓。晚上8点时，我在我的睡袋里躺在那张空荡荡的床上，身体和精神的疲惫让我陷入了沉沉的睡去。现在过了两天，我再写这些时，内心依旧感到强烈的翻腾。因此，我结束了第一篇报告。一点悬念也是不错的。;) 但续集会随之而来。

亲爱的问候，Lena